2015年五月，海风裹着槐花的甜香掠过红岛，厂房外的老槐树簌簌抖落碎雪般的花瓣，落在我沾满煤灰的工装肩头。
当侯主管的电话在值班室响起时，我正攥着测温枪检查管道接口，金属听筒贴着脸颊，烫得生疼。“老王，公司决定调你回老家厂子当厂长。”
他的声音混着电流杂音，却字字清晰，惊得我手中的记录本“啪嗒”掉在地上，惊起一团浮尘。
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屋子，在墙面投下参差不齐的光影，像极了这七年来交织的岁月。我望着墙上的锅炉系统图，那些用红笔反复标注的参数、用蓝线勾勒的优化方案，忽然变得模糊起来。
七年，两千五百多个日夜，这片土地早已把根须扎进了我的骨血里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可红岛的时光，却在我心里酿出了一坛醇厚的酒。
第二天，晨光斜斜地洒进办公室，映得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发蔫。我攥着调令在走廊来回踱步，皮鞋叩击瓷砖的声响，像极了去年暴雨天，鞠大姐踩着漏水的雨靴赶来上班时的脚步声。最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熟悉的玻璃门。
鞠大姐正换上工作服，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泛着银光。听见脚步声，她抬头露出标志性的笑容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关切：“今早食堂新熬的小米粥，我给你留了碗...”
话音未落，我从文件夹抽出调令轻轻推过去，喉咙突然发紧：“鞠大姐，我接到通知，最快六月初得调回老家。那边厂子原负责人突然调走，点名让我去接手生产。”
抹布从鞠大姐指间滑落，掉在塑料桶里溅起水花。她愣了好一会儿，才颤巍巍地伸手扶住桌边那盆养了五年的文竹——记得刚进单位时，就是她手把手教我给这盆文竹浇水，说“养植物和做人一样，得有耐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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